《南方的想像》｜蠻荒土壤孕育的異質花朵

《南方的想像》短評：

梁其姿教授以「南方」這個文明邊陲地帶做為主題，透過各色小人物的不同側面的歷史考察，重構出那個遠離當時政經與現代化中心，形成了暫時保留、不下結論的醫學局面。而也是在這樣一個由傳統醫學、現代醫學與本土文化所灌溉的特殊空間裏，一種嶄新的、異質的花朵才有綻放的可能。

大家好，我是克萊，2026年1月的好書推薦是梁其姿《南方的想像》。

本書章節的編排順序與作者的研究順序相反。梁其姿教授的研究從善堂的考察開始，延伸至地區風土病（麻風、腳氣）與公共衛生（廣州疫苗），最後形成「南方」這個體驗與想像的概念空間。「南方」是她於返港十年之間所研究的碩果，亦是她深刻生命體驗的鄉愁。而章節的編排則先呈現「南方」，再由作者不同時期的研究成果展示不同側面，進而豐富「南方」的想像立體性。

年鑑學派：小人物為主角的史學研究方法

梁其姿教授深受留法時期年鑑學派學者們的啟發，放棄傳統歷史研究以大事件、大人物為主題的方法學，轉以僧侶道士、本草學者、中西醫師、商人、傳教士等小人物的視角，透過揭露小人物在診所、手術室與善堂等醫療場所的不同側面，在「南方」這樣一個距離 政經中心的中國北方 與 現代化中心的西歐 都甚遠的區域，提供了足以讓本土特色自由發展的空間，共同形成了華洋雜處、多元包容的近世南方。

何謂「南方」？從南北對立到多元博弈

「南方」的敘述大抵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近代時期南藥北移 (南藥在更早期稱為「異物」，即異地之物。)，納入為主流本草所用；同時亦有醫藥專家南移，施南藥治療南方病。這個時期的南方仍屬文化的邊陲地帶，亦是一個醫學觀察與實驗的場域。南方在北方精英文人的想像，是落後的、迷信的化外之地，此時的文明階梯、南北文化不對等仍然存在。

重巫輕醫？寬容開放、兼容並蓄的南方

重巫輕醫，是中土士人對「南方」文化的刻板想像，如同近代西醫、或推行西化的改革者先入為主地認為傳統中醫是迷信的、反科學的。

對於當時中國的人民來說，牛痘疫苗的接種無疑又是另一種「異物」，那麼當時的傳統社會又是如何接納這樣的「異物」呢？
關於南方疫苗史的考察，是本書的最大亮點。梁其姿教授首先關注的對象是一批本土牛痘師，他們在這段歷史承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使用了兩個狡黠的策略，其一是舊瓶裝新酒——傳統中醫的傳承模式之一（詳見廖育群《醫者意也》），精心打造了傳統醫學與西方醫學結合的技法與用詞；其二是提升痘師的社會地位。

舊瓶裝新酒以邱熺《引痘略》為例，他將中醫的語言與概念融入新的技術之中，皮爾遜指導邱熺當時西方所知的基本技法 (包含持刀、切口、排膿、種牛痘等)，邱熺則使用了針灸用語，將手臂切口定名為穴位，借用傳統胎毒排放的概念去解釋膿皰的出現，並提供了術後復原的藥方。

提升痘師的社會地位則與政治、經濟相關，不論邱熺立意為何，疫苗都是商業利益豐厚的事業，痘師成名後多建立顯赫的商業世家。邱熺、邱昶父子倆除了建立對皮爾遜的個人崇拜，亦發放種痘歷史的文宣。經過痘師們苦心經營的事業，儘管傳統種人痘的痘師社會地位不高，於19世紀的牛痘書中，痘師已被繪製成社會地位較高的「儒醫」形象。

外科手術於南方的發展史則是本書另一個看點，西式醫院曾經試圖引起中國社會的興趣，拉攏他們成為醫院的贊助商。廣州博濟醫院出版的《奇症略述》，「奇」字傳達了該書的主要精神——用「奇」具治「奇」病——以不同手術器材治療疑難雜症。熱衷教育的傳教士嘉約翰向華人學生展示西醫的實質與物質層面。 (以手術強烈的視覺衝擊性作為誘因，與近代西方對針灸的開放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一種治療則是面向世風日下所引起的「奇」病，例如梅毒與鴉片成癮等。博濟醫院同時表現了南方兼容並蓄的特色，當時的廣州百姓傾向內科找中醫、外科看西醫。「唐番醫學」一詞，標誌著這一時期兩種迥異的醫學傳統之間的共存關係。

值得反思的是，「重巫」的南方或許並不必然「輕醫」。南方寬容開放的文化，使得歷史在此形成一個極為有趣的反轉。過去被詬病「重巫」的南方，卻反而成為公衛意識出現前牛痘施種最為流行、外科手術最為興盛的「重醫」之地，彷彿盛開成了一朵異質的南方之花。

清末民初宗教式微與科學化運動的巨變

善堂是中國城市興起的慈善組織，主要使命是重建太平天國以降，面對禮樂崩壞的社會，普濟堂、育嬰堂等慈善組織逐漸興起，他們包攬了各種善舉，特別是施醫布藥的醫療與婦女小兒的教育。以愛育善堂為首的九大善堂，影響了19至20世紀初的各方勢力，直至1930後才逐漸淡去。

帝權與原有的政治體系崩解的時代，產生了一個允許宗教自由發展的空間，康梁試圖抬儒教為國教、廣仁善堂下屬聖學會為了抵禦基督教的滲透，得以宗教儀式驗證能否成功建立新的道德規範。在詭譎多變的政局之下，政府與善堂互相利用，善堂從而定義與捍衛宗教的正當性，道教扶乩 (扶鸞) 儀式的變動成為了廣州地區文人與商賈熱衷的宗教儀式，爾後隨著國民政府打壓傳統信仰而逐漸沒落。

善堂的沒落，緊隨著國民政府舉著科學化大旗，繼而商人團體組織新的善堂，即結合西式醫療與西式照護的慈善醫院。東華醫院與方便醫院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兩家慈善醫院，都從商人團體得到大筆捐款，並借鑒了西式醫院的制度概念。除了提供免費藥物與醫療服務以外，也施行其他諸如教育、喪葬、天災救助等慈善活動。方便醫院巧妙地轉變了「儀式」的性質，將傳統道教的打醮儀式與愛國情懷連結，反駁了當時指責打醮儀式的奢糜與迷信等諸多指控，「非是迷信鬼神，不過盡國民一心。」

省躬草堂的歷史則更為有趣，晚清時期以道教扶乩儀式而廣為人知，番禺縣府也時常令其安排遊神儀式以抑制瘟疫傳播。隨後省躬草堂發展成了以宗教信仰，扶乩、寫符與煉丹等方式為主的對內私領域，與以施粥、送藥、種痘與天災救助為主的對外公領域，藉此以免受政治的干涉。書中紀錄了省躬草堂在作為慈善組織的善堂與作為宗教組織的道堂的認同困境，而這個主題最後隨著省躬草堂從廣州遷至香港，其門前各有一家中醫與西醫診所，或許又從另一側面應證了草堂在這段歷史的身分選擇。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南方本草與嶺南醫學

19世紀穗港澳地區有兩種不同的發展勢力，其一是本土醫家對本土疾病研究的蓬勃發展、其二則是本土醫家與西方醫者的直接互動，兩者匯合促使地區誕生新的醫學知識。

早期關於南方水土，主要敘述者為北方人，他們所看見的南方是熱毒、潮濕、濁氣所匯聚，繼而產生如麻風等地方病，這些觀察匯集成了13世紀晚期的《嶺南衛生方》，書中強調嶺南濕熱的水土致使身體柔弱易感，並提出疾病傳染性的觀念。

19世紀早期，穗港澳地區成為了全球流行病形勢的中心，日益頻繁的商貿、移民、不足的公衛管理，天花、梅毒、流感、白喉、嘔吐、痢疾、霍亂等疾病肆虐橫行，使得西方專家也投入了這個疫區。同時西方解剖學的傳入又進一步改變了南方地區的傳統醫學研究。廣東醫家從流行醫書類型之中找到了最適合表達觀點與發現的形式，即不同於經方的驗方集。這類書籍不注重理論闡述，更注重實用為主，例如《驗方新編》，與前面所提注重實用為主的西醫外科前後呼應。

「19世紀中期以來新政治邊界的滲透性使不同的醫藥傳統之間的融匯成為可能，進一步豐富了一種不能單一地用『廣東的』、『中國的』或『西方的』來定義的文化。」

腳氣在早期的著作，多被認為是體內壅塞所致的疾病，病因是地裏的寒濕侵襲，或酒醴無節、肥甘過度。13世紀後江南主流醫學對其失去興趣，卻在19世紀因為西方醫學對beriberi的研究而死灰復燃。曾超然《腳氣芻言》就是這個時空背景下的專著，他在其中增補了新的內容，例如溫暖潮濕的月份與瘴氣更重的南洋更為猖獗，於過去的腳氣病鮮少被提及。治法則注重消瘀與瀉下。歐洲醫師認為beriberi是一種因為營養不足而引起的新病，流行於主食精製白米的亞洲熱帶地區，標誌著生物醫學逐漸主導醫學話語權的起始。

嶺南地區，不論是麻風、腳氣、霍亂、流感、鼠疫等，或舊、或新、或重新出現，都將華南與東南亞形成一個新的醫學文化場域。廣東醫家認為是當地的風土病，根植於嶺南水土的熱毒；而歐洲醫師則熱衷於熱帶醫學的研究，現代醫學的知識以異質的形式傳入。兩者在此處融匯，灌溉了南方醫學文化的土壤，使得嶺南地區形成了一種與江南地區截然不同的醫學特色。

瘴氣瀰漫的層巒疊嶂之間，許多南藥以驗方形式保存，於蠻荒的土壤之上傲然綻放。

結語

梁其姿教授以「南方」這個文明邊陲地帶做為主題，透過各色小人物的不同側面的歷史考察，重構出那個遠離當時政經與現代化中心，形成了暫時保留、不下結論的醫學局面。而也是在這樣一個由傳統醫學、現代醫學與本土文化所灌溉的特殊空間裏，一種嶄新的、異質的花朵才有綻放的可能。